光看来,考虑到猪肉价格走势未见回落迹象,输入性通胀压力不减,劳动力工资上涨带来的压力和资源价格调整等原因,通胀峰值可能延迟。6月CPI超过6%的可能性较大,下半年的通胀压力仍然存在。
“市场对通胀的预期表现强烈,如果不继续实行紧缩的货币政策,就有可能导致通胀进一步恶化。”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一不愿具名的宏观分析师如是强调。
他表示,从去年以来在反通胀问题上,政府已经先后采取一系列措施包括加息、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对企业约谈罚款等,但从目前的实际效果来看不甚明显。
面对高通胀,作为高物价的最终承担者,特别是由食品价格上涨所带动的通胀,普通民众显然有着更为直接的感受。央行16日发布的二季度城镇储户问卷调查显示,高达68.2%的居民认为物价高“难以接受”。
■“超调”始末
调控或许从来都是在两难中选择。虽然高通胀依然在高位运行,但政策本身似乎已经开始影响实体经济增长。
据官方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PMI创出9个月新低52.0%,较上个月回落0.9%。而值得注意的是,新订单指数、购进价格指数、原材料库存指数回落较为明显,幅度均超过1%,尤其以购进价格指数回落幅度最大,达到5.9%。
不少业内人士指出,购进价格指数回落虽然可能使得通胀预期有所改变,但其更大程度上可能反映企业对于未来经济信心不足,预示制造业不景气的来临,也折射出经济增速放缓的迹象。
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持续低迷和中小企业局部资金链紧张以致出现的一些破产倒闭现象,有关货币政策“超调”的论调甚嚣尘上。新金融记者注意到,此前海关总署公布的5月份进出口数据显示,5月出口增速为19.4%,降至20%以下,低于市场预期,凸显出口企业特别是外向型中小企业经营压力增加的现状。
另外,代表企业经营活力的5月末狭义货币供应量(M1)同比增长12.7%,分别比上月末和去年同期低0.2%和17.2%。 这一系列数据的公布似乎再度佐证了上述“超调”的说法。
“超调”,实际上是指紧缩政策导致经增速回落幅度超出政策控制范围,从而使为控制通胀所需求的经济正常回落最终演变成一定程度的超调。
对于很多人来说,“超调”不陌生,其很容易想到金融危机之前那一波高密度调控。当时国内政策也是以反通胀为首要目标,由于当时国内通胀压力大,尽管其间也出现中小企业资金紧张状况,但央行调控力度并未减弱。据记者了解,从2007年1月算起,央行前后连续15次上调准备金利率,其间也进行了6次加息。不过,出乎意料的是,之后国内紧缩政策遭遇国际金融危机冲击,叠加效应开始显现。金融危机开始蔓延后,国内经济形势急转直下,而在这样的压力之下,决策部门开始政策转向,连续降息调降准备金率,4万亿大规模刺激计划也应运而生。
对于本次“超调”说,新金融记者注意到,3月30日中国银行发布的《中国宏观经济展望季报》曾对此作出警示,“在货币政策回归常态的过程中,应坚持小幅渐进原则,防止为了控制物价,多种政策多管齐下,导致对通胀的‘超调’,最后导致经济硬着陆,加大经济金融的系统性风险。”
报告指出,我国宏观调控政策要防止两种倾向,即防止政策调控不到位,达不到调控的预期效果,同时也要防止政策“超调”。如果紧缩性货币政策收得太快、太紧,很可能伤及经济实体,导致经济“硬着陆”。
之后的5月下旬,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指出,中国应该防止紧缩政策“超调”,核心出发点是经济已经开始明显回落,担心紧缩“超调”,是因为经济回落的幅度可能会超出可控的范围。
此后,也有不少分析人士指出,从去年下半年开始,企业银行贷款环境已经明显收紧,一些重要经济指标比如工业生产增长率已经回落,出口和国内订单明显下行,因此经济政策需要考虑防范“超调”的风险。
6月16日,巴曙松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再度指出,目前实体经济感受的利率紧缩力度已接近2007年年底水平。他表示,一旦出现房地产投资下滑的幅度超出保障房可以对冲的范围以及县级融资平台风险的暴露等现象,中国可能进入政策“超调”的风险。
■政策“走偏”?
不过,在接受新金融记者采访时,不少专家均提及目前的货币政策对实体经济已经造成了明显的影响,经济可能减速,但是货币政策的调控力度难以“放松”。在他们看来,通胀形势依然未见好转,由于当前经济增速放缓并非是趋势性的下滑,所以货币政策的主要目标应是抑制通胀。
一般来说,CPI的见顶回落通常滞后于PMI等经济指标的回落,那么在政策主要参考CPI指标的情况下,决策者对于政策的紧缩力度与节奏的把握,客观上将与市场的实际形势存在时间上的偏差。
不过,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夏斌认为,鉴于当前超过70多万亿元的货币存量,继续坚持稳健的货币政策方向仍十分必要,稳健偏紧的政策力度将有利于结构调整。
6月14日,央行宣布年内第六次上调存款准备金,“一月一调”的操作仍在继续。而市场此前普遍预期央行将在近期采取加息政策来对冲市场流动性。加息是当前治理通胀的最有力武器,而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解决目前实际存在的严重负利率。
然而,在受访专家看来,无论是提升准备金率还是利率,都难以抑制通胀。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孙立坚对新金融记者表示,目前货币政策也只是解决增量资金的问题,对于存量资金并未触及。
据测算,前5月新增人民币外汇占款超过1.4万亿元,央行前5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也仅仅是对冲掉了因外汇储备增加而被动增发的货币,而存量货币根本没有减少。
对于加息的效果,金麟则表示,目前实际贷款利率已经远远超过基准利率了,这种背景下加息,而实际贷款利率依然在其之上,因此这种加息意义不大,相反其还会弱化企业盈利、增大地方融资平台风险。
在解决通胀问题上,孙立坚认为,应更多依靠产业政策调整。在他看来,产业资本的货币化是造成目前通胀的一个重要原因,而政策的目标便是要使产业资本回归实体经济,同时疏通物流成本等加价环节。
从本轮通胀来看,其实际上是需求拉动和成本推动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而目前成本推动逐渐成为主导因素,因此,不能单靠货币政策如提高存款准备金率和加息等政策来解决,而在货币政策之外,还有赖财税政策的配合。